前列腺癌是老年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球男性肿瘤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列第2位与第5位，而在国内男性患者中，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分别位列第6位和第7位[1]。与欧美国家相比，虽然我国前列腺癌患者整体发病率更低，平均发病年龄更高，但近年来患者发病率逐渐呈现上升趋势，同时我国晚期前列腺癌确诊患者占比更高。因此，加强并完善我国前列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对提高前列腺癌患者生存获益至关重要。
近期，经中国前列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专家组与工作组最新修订的《中国前列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2，北京）》（下称《指南》）得以发布。医学界肿瘤频道特别邀请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陈万青教授对此次2022版《指南》的更新要点以及我国前列腺癌诊疗现状进行点评、解读。
2022版《指南》中明确指出：年龄、吸烟、肥胖、前列腺癌与乳腺癌家族史、前列腺炎、良性前列腺增生以及过量摄入乳制品等均被认为是前列腺癌高危因素。
陈教授表示：“根据2016年全国肿瘤登记数据[2]显示，我国前列腺癌患者发病年龄与发病率总体呈现正相关性。55岁前人群，前列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处于较低水平。55-60岁人群，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处呈上升趋势。60岁以上人群中，前列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快速上升，直至85岁及以上年龄人群达到峰值。”
“同时，多项研究数据表明具有前列腺癌与乳腺癌家族史或携带BRCA基因突变遗传史会提高前列腺患病风险。”因此，《指南》将下列人群定义为前列腺癌高风险人群：
1.年龄≥60岁；
2.年龄≥45岁，且有前列腺癌家族史；
3.年龄≥40岁，且携带BRCA2基因突变。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前列腺癌新发晚期患者比例更高，5年相对生存率更低。陈教授表示：“与多数瘤种一样，前列腺癌早期并无明显特异性症状，因此多数患者在出现症状后已处于中晚期。同时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已近100%，而2015年我国前列腺癌年龄标化5年生存率，才由2003年的53.8％上升到66.4％。”
那么，对于前列腺癌高风险人群应如何科学地进行筛查呢？考虑到前列癌筛查对于人们生存质量及时长的影响，以及多数前列腺癌患者病情发展相对缓慢，《指南》建议对年龄在75岁以下，预期寿命10年以上的高风险人群，首选使用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每两年进行一次筛查检测。
而对于筛查手段方法及结果管理，结合PLCO、ERSPC等多项研究[3,4]《指南》推荐：
1.推荐首选PSA检测作为前列腺癌筛查手段，PSA的临界值为4.0 ng/ml；
2.两次血清PSA＞4.0 ng/ml，排除影响PSA检测水平其他因素干扰后，推荐由泌尿专科医师引导进一步临床检查和干预；
3.血清PSA＞4.0 ng/ml时，建议定期（每2年）监测1次。
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对63项基于PSA检测的前列腺癌筛查研究系统评价[5]显示，PSA筛查可以降低前列腺癌的死亡风险。但也有研究[6]显示，接受单次PSA检测有利于低风险前列腺癌的检出，但未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连续筛查可提高检测灵敏度并利于后续对确诊患者进行治疗，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会导致临床中出现过度诊断的风险增加。
与此同时，陈教授强调道：“对于前列腺癌一般风险人群（上述高风险人群以外的所有男性），不建议开展大规模筛查，也不建议单独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超声以及磁共振成像（MRI）进行前列腺癌筛查。”
图1 前列腺癌筛查流程
目前，我国前列腺癌筛查仍面临多种挑战与困难。随着人们对于前列腺癌认知的不断提升，血清前二肽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2PSA）、p2PSA百分比以及前列腺健康指数（PHI）等越来越多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被临床所熟悉，但综合国内外多项研究、共识，并不支持将其作为前列腺癌常规筛查检测指标。
陈教授表示：“通过对患者肿瘤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进行检测，可能是目前最优的肿瘤筛查方法，因此现在有大量研究在对不同肿瘤生物标志物进行探索，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p2PSA、p2PSA百分比、PHI在前列腺癌筛查中的特异性与灵敏度高于PSA检测，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相信未来可以找到更精准、更方便新型生物标志物。”
除此之外，前列腺癌筛查的普及工作要如何进一步展开与完善，同样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难题。相关美国研究与学者表示，过度的筛查工作会带来临床出现“过度诊断”的弊端。对此，陈教授讲道：“美国自2000年左右以后，对人群的前列腺癌筛查不再进行推荐普及，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临床中出现过度诊疗的情况，但同时也导致美国新发晚期前列腺癌患者比例增高。”
“目前，我国前列腺癌筛查工作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诸多不足，这也是导致我国前列腺癌患者生存率低于欧美国家的原因之一，如何在改善患者预后的同时避免过度诊疗，并落实向公众人群普及前列腺癌筛查的利与弊，是我国前列腺癌筛查相关工作人员未来必须面对的难题与挑战。”陈教授最后补充道。
参考文献：
1.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21 May；71（3）：209-249. doi：10.3322/caac.21660. Epub 2021 Feb 4. PMID：33538338. https：//ac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3322/caac.21660
2.国家癌症中心． 2019中国肿瘤登记年报［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
3.Andriole GL， Crawford ED， Grubb RL 3rd， et al. Mortality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prostate-cancer screening trial. N Engl J Med. 2009 Mar 26；360（13）：1310-9. doi：10.1056/NEJMoa0810696. Epub 2009 Mar 18. Erratum in：N Engl J Med. 2009 Apr 23；360（17）：1797. PMID：19297565；PMCID：PMC2944770.
4.Schröder FH， Hugosson J， Roobol MJ， et al. Screening and prostate-cancer mortality in a randomized European study. N Engl J Med. 2009 Mar 26；360（13）：1320-8. doi：10.1056/NEJMoa0810084. Epub 2009 Mar 18. PMID：19297566. https：//www.nejm.org/doi/10.1056/NEJMoa0810084?url_ver=Z39.88-2003&rfr_id=ori：rid：crossref.org&rfr_dat=cr_pub%20%200www.ncbi.nlm.nih.gov
5.Fenton JJ， Weyrich MS， Durbin S， et al.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Based Screening for Prostate Cancer：Evidence Report and Systematic Review for the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JAMA. 2018 May 8；319（18）：1914-1931. doi：10.1001/jama.2018.3712. PMID：29801018.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680554
6.Martin RM， Donovan JL， Turner EL，et al. Effect of a Low-Intensity PSA-Based Screening Intervention on Prostate Cancer Mortality：The CAP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2018 Mar 6；319（9）：883-895. doi：10.1001/jama.2018.0154. PMID：29509864；PMCID：PMC5885905.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67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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