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得了癌症，说还是不说？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鉴于我国目前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为主的特殊情况，小家庭也似乎越来越无法避免这个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

 

如果亲人得了癌症，要不要如实地告知亲属，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告知，还是隐瞒？

 

这是一个永远都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伦理，道德，经济，亲情，各种切实情况分别站在了天平的两边。

 

如果选择隐瞒，也许只是我们自己害怕亲人承受不住患癌的压力。隐瞒，也许他还能快乐地享受所剩无几的生活。同时，我们也选择了自己独自承受这种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私呢？没有人可以为他人的生命做决定，你自以为是为了家人好，而用更多的谎言去掩饰谎言，却剥夺了他们重新规划自己的生命，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

 

 

如果选择坦诚，也许我们做到了尊重了他的知情权，人权。虽是至亲，但我们终究不能替他的生命做决策。癌症治疗的同时往往需要病人的配合，如果病人不知情，很多治疗都受到阻碍。也许他对所剩无几的时间仍有安排，有时间从容的接受病情，坦然的面对死亡。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癌症。面对死亡。如果你贸然地告诉他，他就会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以后的生活都会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个难题。以前，我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毕竟“癌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

 

然而，2015-2016的短短一年内，我竟然连续三次面临了这个抉择。

 

 

01

 

2015年春天，我还在读大学。爷爷脸上一个肉瘤忽然长到了鸡蛋大，父亲带着爷爷来北京就医。初诊为皮肤癌，医生建议及早切除，温柔的安慰我们皮肤癌的预后不错，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让我们积极治疗。

 

从诊室出来，父亲拿着报告的手一直在抖，我一抬头，看到父亲的脸上挂着泪水，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从小到大，父亲都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靠山，从没见过他这么惊慌失措。总觉得“癌症”俩个字只是存在于悲情小说和新闻报道里，离现实很遥远，从没想过真的会降临到亲人身上。我能体会父亲的那种担忧和害怕，看着面前六神无主的父亲，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只能拿起手机，打算从网上了解下相关资料。原来皮肤癌虽然叫癌，但是基本上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来控制的，通常情况下不会威胁生命。知道这点后，我欣慰极了。但父亲仍旧沉浸在对“癌”难以接受的悲伤里，赶紧宽慰他：“皮肤癌其实没那么可怕，我们赶紧联系医生做手术，爷爷会好好的。”

 

回去路上，父亲不停的抽烟，一言不发。到旅店楼下，父亲突然转身跟我说：“不能告诉爷爷得癌了，就说是个小手术，听明白了吗？”我用力的点了点头。

 

进了旅店客房，爷爷午睡刚醒，正在舒展筋骨，父亲笑容满面地告诉他没问题，只是这个瘤子长在脸上影响美观，要做个小手术切掉。爷爷点点头，表示听从爸爸的安排。

 

随后，爷爷在肿瘤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主刀医生告诉父亲手术非常成功，等待病理报告的那些天，父亲一如既往地和爷爷说笑，但我总能看见他独自一人在旅店楼下抽烟。病理出来后，医生说没有转移，手术切的也很干净，不用后续治疗。

 

直到今天，爷爷也不知道自己曾经得过一种叫做皮肤癌的癌症。

 

02

 

2015年冬天，奶奶摸到乳房附近有两个硬肿块。奶奶是个中医迷，自己认为是郁结之气，二姑就带她去看了一位当地饶有名气的“老中医”。“老中医”煞有介事地望闻问切了一番，就开了2个月的药方，奶奶和二姑两人提回来几大袋药包。按医嘱喝了60天药后，胸部肿块反倒更大了，奶奶又去那位名“老中医”那复诊，这次“老中医”建议她按摩理疗。理疗了一个月，半点不见起色。

 

母亲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建议父亲带着奶奶去北京的大医院好好看看。

 

春节过后，父亲带着奶奶和二叔又一次来到了北京。父亲好像有预感，说什么也不去肿瘤医院。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去了北京一家中医院。

 

我们诉说了一下病情，大夫仔细摸了下肿块，看看了影像之后，找了个借口让奶奶先出去了，然后严肃地问我们：“你们打算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您说什么？我没听明白。”父亲愣了一下，这显然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

 

“令堂这个情况，很可能是乳腺癌。但是考虑到已经70岁了，也许做全面切除并不合适。如果你们不愿意做手术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夫说的很平静。

 

“大夫，要不要再再查查？我妈身体一直很好，怎么可能癌呢？”父亲着急了，声调突然变高，好像想要和医生据理力争，好像说服了医生，奶奶就没有癌。

 

“目前来看，大概率是恶性的，你们可以做进一步做活检。也可以换一家医院再查一次。”大夫的声音依然很平静。

 

父亲沉默了，也不敢看医生，突然一下站起来就往外走。二叔赶紧追了出去，我给医生鞠了个躬，抱起检查单，跟着跑了出来。

 

父亲正带着哭腔和二叔争吵。

 

二叔认为应该立刻到大医院手术，有必要的话继续后续治疗，在中医院只会耽误病情。父亲认为这是大夫的误诊，想再找个更有名的中医大夫。二叔还想劝父亲改变主意，突然父亲就急了：“你懂什么？就算是癌，也不能让咱妈挨刀。我要去找最好的中医，不能让咱妈遭罪！”父亲这一吼，让二叔又急又气，瞬间泪眼婆娑，嘴唇都在抖。

 

看见母亲领着奶奶过来，父亲和二叔急忙抹掉眼泪，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回到旅馆休息了一会，母亲就说她领着奶奶去北京城逛逛。她们一走，父亲和二叔又争得面红耳赤。二叔全然反对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身上，坚决要求积极治疗，两人无法在治疗方案上达成一致，但都同意先不能把情况告诉奶奶。

 

我又拿起手机开始查资料，比对好一会情况，发现毫无医学知识的奶奶自己都能徒手摸到两个不能移动的坚硬大肿块，结合之前大夫说的，情况不容乐观。仔细翻了好久资料之后和父亲说，我也觉得应该尽快手术。

 

父亲用怀疑和愤怒的眼神看着我和二叔，如同我们是伤害至亲的恶人。紧接着，他开始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也建议尽快手术。父亲一下子泄了气，瘫坐在床上，过了很久，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父亲就去肿瘤医院预约了手术。回来后，跟二叔和我交代，必须统一口径，和奶奶说这个肿块太大，所以只能把乳房全部切掉，并不是所有肿块都是癌。奶奶点头同意了。

 

手术进行地很顺利。我们以为能像爷爷的皮肤癌那样瞒天过海。但是，医生说，病理报告显示切缘是阳性，需要进一步化疗。我们一家瞬间都傻眼了，该如何才能够继续瞒住奶奶，也不知道她知道是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出院的时候，奶奶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说，“幸好不是癌症，同病房的那两人都没头发，我不想当老尼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只是领着她继续往前走。

 

回家后，父亲他们对要不要化疗，要不要告诉奶奶病情的事再次开始争吵。

 

最后一致决定，先和奶奶说要复查，其他就不提了。

 

化疗第一天，奶奶看着输液针扎进血管，突然明白了过来，开始放声大哭：“早知道是癌，就不治疗了，我可不想遭罪！你们干脆让我死吧。” 一边试图扯掉输液管，父亲吓得赶紧抱住奶奶，哭着诉说自己没用，自己不孝，让老母亲得这么个毛病，但还是希望奶奶能好好治疗好好活着。

 

奶奶还是在哭，父亲半跪在奶奶面前抱着她，劝说着她能接受化疗。

 

最终奶奶还是接受了化疗，比原定计划推迟了3天。化疗期间，奶奶变成了 “尼姑”的样子，不爱照镜子，父亲去给她订做了一顶假发，奶奶的一头黑发显年轻很多。化疗了8个疗程，结束后过了几个月，医生说情况不错，定期复查。

 

出院后，向来不爱运动的奶奶迷上了广场舞。过了几个月，新头发长了出来，奶奶很高兴，生活依旧继续，除了手术疤痕，仿佛乳腺癌没有到来过。

 

03

 

2016年初夏，我在日本，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有一天，母亲发微信说父亲想我了，让我回家。

 

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父亲一句想我，心中升起了一股不祥预感，顿时感觉喉咙发紧。我哆哆嗦嗦地给母亲拨了视频电话，母亲没有接，只是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给我。

 

照片上那个英俊帅气的父亲，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浑身发黄。

 

母亲说极大可能是肿瘤导致的胆管堵塞，我看到肿瘤两个字，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我完全无法去消化和接受这个消息，父亲才51岁，怎么会得癌呢？这一定是假的。

 

手机收到了母亲发来的消息，ERCP的诊断单，清清楚楚的写着“小灶癌变”，我盯着这四个汉字很久，突然像是完全不认识这几个字。反应过来之后，打开电脑拼命地翻找，祈求找到证明“小灶癌变”并不是癌症的证据，然而，却一步步临近绝望的深渊。

 

那天晚上，几乎跪在和母亲通了一次电话，祈求这一切都是假的。挂断电话后，立即订了回国的机票，恨不得马上赶到父亲所在的医院。订完机票后，又害怕回去面对父亲的肿瘤，尤其是胆管癌，各种资料上都清楚的告诉我，这是一种堪比胰腺癌甚至更加恶劣的癌症。我开始觉得坐立难安，只能疯狂地查找最新治疗信息，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一晚上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就踏上了返乡的航班，旁边的巴基斯坦大叔安慰我说，真主会保佑好人的。我也相信这句话，父亲平日里虽然脾气急躁，但是个有担当的好人。上天怎么能不保佑他呢？

 

经历了13个小时的转机，我从机场直奔省人民医院。一进病房，父亲先是面露欣喜，后突然沉下脸来，“现在正是毕业的关键时刻，你回来干什么？”接着又训斥母亲，“是你跟他说的？你不想让他毕业了？”母亲在旁边轻声说，“孩子也是担心你嘛，所以回来看看。”父亲一脸不快：“我不就是做个小手术吗？怎么还折腾得儿子从日本回来呢？耽误了学业可怎么办？”我连忙跟父亲解释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父亲才露出了笑容，“真不愧是我的大儿子。就过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玩！”

 

大夫跟我表明情况很不乐观，“如果选择手术的话，这个手术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要切除胰腺，十二指肠，小肠，一部分胃，才可能为患者争取更多的生存期。但切了这么多器官，以后生活质量肯定要受影响。你们决定做手术吗？”

 

我在一些日本网站上已经查过，手术是唯一有可能根治的方法，但父亲已经是局部晚期，即使手术，对于胆管癌来说也是姑息性手术，哪怕拼一拼，我也想争取一线希望。但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想法，我问大夫，我父亲同意手术吗？

 

“你爸爸昨天说都听你的，让我以你的意思为准。”

 

眼泪控制不住涌了上来，父亲病了，我的摇头点头，都背负着一家人的幸福。癌这个字，这一年来太高频，爷爷皮肤癌、奶奶乳腺癌，父亲已经难以面对自己得癌了。他嘴上说着不想我回来，但内心无比期盼我能回来帮他做这个决定。

 

我颤颤巍巍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进屋之前，我抹干净了眼泪。坐在父亲床边，抓着他的手。他一直微笑的看着我们。

 

手术在上午10点进行，我们在手术室外面一直坐到凌晨1点。父亲终于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了。医生指着一盆器官，说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我看着那些从父亲身上被割下来的器官，怎么也控制不住眼泪。麻醉状态清醒过来的父亲竖着大拇指对我说：“儿子放心吧，老爸肯定没问题！”

 

几天之后，病理报告出来了，胆管末端癌。

 

我拿着报告，心里最后一点点希望也破碎了，不知道怎么和父亲说。

 

父亲说他自己的命要自己做主，报告给他看。我只能尽可能平静地把报告递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半响不说话，叹了好长一口气。他突然开口说：“你们看，这是早期的癌症，还好发现得早，还能做手术，我一定会没事的。”

 

2个月后，父亲出院了。他还像以前一样抽烟喝酒，一边喝一边还说自己已经好了，没事的，可以像以前一样的生活。此外，父亲拒绝再进行任何复查，嘴里还总是念叨着：“这种病，复查也没有用啊。难道还有再治疗的机会吗？”

 

2017年7月，父亲突然感觉身体又浑身无力，我再三乞求，他终于愿意去医院复诊。医生说肝上又新发了两个肿瘤。

 

爸爸不说话，掏出一只烟，被弟弟一把夺下。

 

我和弟弟拉着父亲，痛哭流涕地说了戒烟戒酒对癌症的必要性。父亲也哭了，说他不是不知道癌症的可怕性，只是想用这种心态来战胜它。一家人坐在一起谈了很久，母亲弟弟和我一致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病。

 

去北京之前，父亲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弟弟，还有爷爷奶奶，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北京治疗了一年，期间父亲终于不再抽烟喝酒，完全听从医生的安排。在父亲的配合下，肿瘤甚至曾经缩小过50%。

 

直到今年走了一月，抗争了两年多的胆管癌，父亲还是走了。难以接受父亲去世的事实，但是至少在治疗上，我也没有太多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