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肿瘤打了一辈子交道，听一听汤钊猷教授的 5 句“掏心话”

近年来，汤钊猷院士综合临床观察、本单位的研究和文献进展，对癌症逐步形成如下认识，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是：癌症是内外环境失衡导致的机体内乱，以部分细胞遗传特性明显改变为特征，是多基因参与、多阶段形成的全身性、慢性和动态变化的疾病。

“癌症不同于传染病，后者是外敌入侵，前者是内外失衡导致的‘内乱’，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变来的，不是外来入侵之敌，还有可能被改造。”汤钊猷说。他表示，除非已病入膏肓，病人和医生又采取消极的态度，或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否则，癌症不是绝症。

要战胜癌症，首要前提是“抗战”而不是“妥协”，坚持自始至终的“抗战”并付诸行动，是取胜的关键。“有临床症状的癌症病人，好比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如果不下决心将必败无疑。”汤钊猷说，“抗战”是一种积极、主动、乐观的精神状态。

汤钊猷教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肝癌临床研究，印象最深的是肝癌手术切除，一台手术动辄10个小时，输血几千毫升，手术后一个月内有二、三成病人死亡，五年生存率只有一成左右。为此，他萌生了“早诊早治”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的出现，才使“早诊早治”得以实现。其结果是同样是手术切除，疗效增倍。

20世纪80年代，汤钊猷开始意识到用好已有的疗法，也可以提高疗效。然而所有这些疗法的单独应用都没有看到有治愈的病人，临床上大量病人是因为肿瘤太大而无法切除，从而没有治愈的希望，为此，如何缩小肿瘤便是逆转无望病人重新满怀希望的关键。于是他又萌生了“综合治疗”的思路。

“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研究实现了不能切除肝癌病人五年生存率零的突破。他还观察到，当西医用化疗攻癌时，如果中药也用“攻”法，病人死亡更快，如果此时中药改用“补”法，化疗的疗效能够提高，病人生存期延长。

因此，控癌战中，各种治疗手段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还是人。疗法相同也会导致迥异的后果，硬件和软件相辅相成，能够更有效延长病人生命。

改造机体的方法有很多，汤教授的实践证明，适度的运动，尤其是坚持游泳特别有效。

给汤钊猷启发的，是他的病人。

几年前，汤钊猷在门诊中遇到一位红光满面的复诊病人，在翻阅他的病史后汤钊猷发现，这位病人于2001年查出患有肝癌，经过手术切除后，可第二年就出现复发。再次切除后，于2005年再度复发。无奈之下，这位病人找到汤钊猷求救，汤钊猷建议他使用干扰素，并鼓励他坚持游泳。

5年后，汤钊猷亲自为这位病人进行了超声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复发。患者说，这5年来，并没有使用其他方法，就是按照汤医生的嘱咐，除了定期使用干扰素之外，每天坚持游泳20到30分钟。

不过汤教授还强调了一点，患了癌症，光靠适度运动是不够的，还需要首先设法消灭肿瘤的大部分，然后通过提高自身控癌能力来控制少量的残癌。这与他主张的“消灭与改造并举”方针一脉相承。

“两动”是指动脑、动脚。汤钊猷院士在70岁以后，平均每1-2年出版一本书，希望借此动脑，不让自己太早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现在的汤老头发乌黑，走路不逊于年轻人，令人羡慕。动脚是指60岁开始，因为住所迁至上海跳水池旁，他与爱人一起学会深水游泳，坚持每天游500米，还参加了冬泳。“冬泳队伍中，很少听说生癌的。”汤钊猷说。

所谓“两通”，是指“二便通”和“血脉通”。大小便通畅似属生活小事，实则对防癌也有关联，至少大便通畅与是否和结直肠癌的发生有关。为了保持“二便通”，汤钊猷院士午饭和晚饭时都要有一碗青菜，还经常吃些维生素B1。

汤钊猷教授通过对 8 位生存20年以上的肝癌病人进行“共性”总结，表达中晚期癌症病人“转败为胜”而长期生存是能实现的，为此不到最后绝不言败。

一是他们身体上都有回旋余地。如果病人五脏六腑都不好，都已病入膏肓，是不可能打持久战的。为此无论生病与否，平时注意生活方式，保持一定的健康水平，到了“战时”便体会到其重要性。

二是 8 位病人都打了“持久战”。“持久战”分三个阶段，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二是敌之战略防守，我之准备反攻；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比如开始不能切除肿瘤的，采取综合治疗，待肿瘤明显缩小后再行二期切除，如果在敌强我弱态势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便会导致失败。